在博鰲亞洲論壇8日晚間舉行的經濟學家“六問”———創新與企業家活動中,聯合國環境署可持續資源利用委員會聯合主席、羅馬俱樂部共同主席魏伯樂一席話備受關註,“中國在過去幾年能效上的重視甚至超過了歐洲和美國”。
  昨日,魏伯樂先生在博鰲接受南都專訪,他表示,中國領導人對環境問題的重視讓他印象深刻,中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為提升能效做了很多,但依然要註意能效提升,不能以能源漲價為後果。
  “中國已經做到了盡可能最好”
  南都:你2010年就曾表示過,世界如果要實現綠色經濟,必須有中國的參與。4年過去了,你如何看中國的表現?
  魏伯樂:我並不失望,中國十一五規劃提出,中國的能效在五年內要提高20%,中國也確實做到了。十二五規劃對這一目標有了更高要求。但同時,中國的能源消耗在近年來呈現了戲劇性的增長。這抵消了能效提高帶來的結果,甚至讓能效感覺降低了。實事求是地講,中國已經做到了盡可能最好,但之後還有很多要做的。
  南都:你在論壇上說,中國在十一五、十二五規劃期間,在能效這方面已經計划走在了前列。歐洲和美國在能效上做得不如中國嗎?
  魏伯樂:中國在5年內將能效提高了20%,這比歐洲每年設定的提升1 .5%的目標要更好。而在美國,能效這個話題幾乎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分量。
  南都:你覺得中國要進行經濟和社會的綠色轉型,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?
  魏伯樂:我想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,首先就是減少空氣污染,在這方面,德國和日本已經有一些現成的技術,中國可以使用。然後再逐步提升水的凈化能力,讓水真正能夠循環使用。然後,我想中國還需要進行一次能效革命,在技術是可能的,例如中國的建築能效非常低,需要對幾乎所有的建築都進行一次升級換代,比如採用更好的隔絕材料,避免能量流失。人們使用的金屬等其他一些珍貴的材料,應該要實現循環利用。但我覺得我說的這些東西,中國政府都已經記在腦子裡了。
  “對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不樂觀”
  南都:你對中國解決霧霾問題,有什麼好的建議嗎?
  魏伯樂:我覺得瑞典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一種模式是值得中國學習的。瑞典人對於污染空氣的污染物排放征收非常高的稅,收來的稅又會回到污染的行業。不同的企業會因此比較各自的環境保護指標。
  南都:你剛纔講的似乎更偏重於技術上中國要實現的目標以及手段,您覺得在政策上,中國有哪些經驗能學習?
  魏伯樂:我覺得最重要的是,在能源供應和能源價格之間求得一種平衡。每年在提升能效的過程中,很重要的是至少應該是有一些收益的,這樣就不會抬升能源價格,使得貧困的家庭用不了能源。而且,先進的技術總是富人最先使用,為了避免對窮人的不公,窮人應該在能源使用上有一個最低保障。
  而且那些因為更高的能源價格導致的利益,應該回到那些促進就業或者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行業中去。事實上,能源行業不會有損失,相反在行業內部,企業會受到激勵,讓自己更加有效率。這是我為中國政府設想的一個理想模型。這樣一個模型之下,中國會變得更加富有、能效更高,而且也會帶來消耗和浪費的降低。
  南都:你對2015年將在巴黎舉行的世界氣候大會取得實質性結果樂觀嗎?
  魏伯樂:很遺憾我不是很樂觀。美國人只有在中國、印度和巴西等國家願意做出承諾的時候,他們才願意加入進來。然而,這麼多發展中國家也不會願意的,他們要求富國要有更多作為。我覺得歐洲可能會有所妥協,因為法國畢竟是這次會議的主辦城市,但我覺得這是遠遠不夠的。中國如果能夠做出更多貢獻的話,當然再好不過了,不過即使中國同意,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不會同意的。上一次的氣候峰會,就在這方面毫無建樹。  (原標題:中國解決霧霾問題可借鑒瑞典模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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