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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博鰲亞洲論壇8日晚間舉行的經濟學家“六問”———創新與企業家活動中，聯合國環境署可持續資源利用委員會聯合主席、羅馬俱樂部共同主席魏伯樂一席話備受關註，“中國在過去幾年能效上的重視甚至超過了歐洲和美國”。
　　昨日，魏伯樂先生在博鰲接受南都專訪，他表示，中國領導人對環境問題的重視讓他印象深刻，中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為提升能效做了很多，但依然要註意能效提升，不能以能源漲價為後果。
　　“中國已經做到了盡可能最好”
　　南都：你2010年就曾表示過，世界如果要實現綠色經濟，必須有中國的參與。4年過去了，你如何看中國的表現？
　　魏伯樂：我並不失望，中國十一五規劃提出，中國的能效在五年內要提高20%，中國也確實做到了。十二五規劃對這一目標有了更高要求。但同時，中國的能源消耗在近年來呈現了戲劇性的增長。這抵消了能效提高帶來的結果，甚至讓能效感覺降低了。實事求是地講，中國已經做到了盡可能最好，但之後還有很多要做的。
　　南都：你在論壇上說，中國在十一五、十二五規劃期間，在能效這方面已經計划走在了前列。歐洲和美國在能效上做得不如中國嗎？
　　魏伯樂：中國在5年內將能效提高了20%，這比歐洲每年設定的提升1 .5%的目標要更好。而在美國，能效這個話題幾乎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分量。
　　南都：你覺得中國要進行經濟和社會的綠色轉型，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？
　　魏伯樂：我想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，首先就是減少空氣污染，在這方面，德國和日本已經有一些現成的技術，中國可以使用。然後再逐步提升水的凈化能力，讓水真正能夠循環使用。然後，我想中國還需要進行一次能效革命，在技術是可能的，例如中國的建築能效非常低，需要對幾乎所有的建築都進行一次升級換代，比如採用更好的隔絕材料，避免能量流失。人們使用的金屬等其他一些珍貴的材料，應該要實現循環利用。但我覺得我說的這些東西，中國政府都已經記在腦子裡了。
　　“對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不樂觀”
　　南都：你對中國解決霧霾問題，有什麼好的建議嗎？
　　魏伯樂：我覺得瑞典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一種模式是值得中國學習的。瑞典人對於污染空氣的污染物排放征收非常高的稅，收來的稅又會回到污染的行業。不同的企業會因此比較各自的環境保護指標。
　　南都：你剛纔講的似乎更偏重於技術上中國要實現的目標以及手段，您覺得在政策上，中國有哪些經驗能學習？
　　魏伯樂：我覺得最重要的是，在能源供應和能源價格之間求得一種平衡。每年在提升能效的過程中，很重要的是至少應該是有一些收益的，這樣就不會抬升能源價格，使得貧困的家庭用不了能源。而且，先進的技術總是富人最先使用，為了避免對窮人的不公，窮人應該在能源使用上有一個最低保障。
　　而且那些因為更高的能源價格導致的利益，應該回到那些促進就業或者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行業中去。事實上，能源行業不會有損失，相反在行業內部，企業會受到激勵，讓自己更加有效率。這是我為中國政府設想的一個理想模型。這樣一個模型之下，中國會變得更加富有、能效更高，而且也會帶來消耗和浪費的降低。
　　南都：你對2015年將在巴黎舉行的世界氣候大會取得實質性結果樂觀嗎？
　　魏伯樂：很遺憾我不是很樂觀。美國人只有在中國、印度和巴西等國家願意做出承諾的時候，他們才願意加入進來。然而，這麼多發展中國家也不會願意的，他們要求富國要有更多作為。我覺得歐洲可能會有所妥協，因為法國畢竟是這次會議的主辦城市，但我覺得這是遠遠不夠的。中國如果能夠做出更多貢獻的話，當然再好不過了，不過即使中國同意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不會同意的。上一次的氣候峰會，就在這方面毫無建樹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中國解決霧霾問題可借鑒瑞典模式）